十一初中的老毕业生谈小升初

  （家长观点，中考网整理）   

     近几天偶然发现了一个“中考网咨询论坛”，出于对中学两所母校的关心（八卦成分多一些），进去看了看，感慨不少。说是“中考网”，其实讨论小升初的人很多，他们又介绍我去看“中国奥数网”，包括新贴的“我是怎样考上五所北京重点中学的”之类的文章。看傻了。

      小升初考试（我们那时还叫“初考”，和中考、高考对应），1992年就宣布取消，而1997年我迎考时对此竟一无所知――我是半小时前知道的。九年以前，小升初还是分区统考、按分录取，但是已经显露出今天这个模式的苗头：一是开放某些学校提前招生和加试分班，比如十一学校、人大附中（优秀生可以提前签约）；二是局部取消志愿制度，每个考生只许填报一个志愿（市三好可以填报两个，这是唯一的优惠），如果落选就按片分到兜底学校（当年我在的羊坊店学区，这所学校是玉红中学，貌似还有卫国中学――不过卫国这个当年的北京第一烂校现在已经成了好学校），实质上是考试录取和按片录取相结合。那是改革的年头，诡异的政策很多，比如把海淀区划分为南北两片，我这个南片考生不准报考人大附中、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――很不幸，海淀的重心在北面。于是我乘着改革的“东风”，惊险地被十一学校录取，方式是提前自主招生。那时的考试也很简单：一试语文，基本都是课本的边缘知识，我考砸，分数是63/120；二试数学，是简单的奥数题，我考得正常，113/120；三试英语，是当年教材最后两册的知识（各校都不讲，包括我的小学），我考得也正常，83/100。总分只计语文、数学，这样我的最后得分是176，正好擦在“免（赞助）费并住校”志愿分数线上（175.5为分数线。后来多方打听，根本没有人考175.5，所以我是该志愿录取的倒数第一）。之后很快进行了简单的语文口试和英语口试，前者是念一段文章，后者是模仿单句和回答简答提问。记得我发挥得都一般，语文朗读时有个字不会念，“深邃”的“邃”；英语有一个单句竟然没有模仿出来，有三个问题宣称“没有学过，不会”――面试老师事先说明，允许不会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被录取了。当时的小升初统考时间是六月十三号前后，而十一学校的提招时间大概在五月初或者四月底。休息了几个月后，八月初，举行了实验班选拔考试，还是三门课，语文考一篇作文，数学考奥数（并不比前面的考试难），英语完全不记得，但也不难，须知我一个假期基本都在狂玩。九月，我进入十一学校初中部实验区2000届二班。而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，小升初就是统考统招、落榜按片搓堆而已，大家的经历类同，衡量标准也单一――就是看统考分。在当时，我是相当“异端”的，小学的领导发了很多牢骚――不过他们现在貌似都忘了。我也快忘了。

      现在可不同了。经过阅读，我大致搞清了如今北京中学招生的方法：一是中学自主招生，称为“择校”；二是全区统一电脑派位，可以称为“撞运”。这两个方法并不矛盾，如果择校不成，还可以赌运气，理论上说是多了一道安全阀。但是，正常人显然不会那么相信自己的运气，要“把握自己的命运”（中学作文常用语），就得走另一条路――择校。这几年择校被妖魔化，看《人民日报》以为择校就是拼钱，不过实际情况有趣得多。择校和统考的区别，在于以复合标准代替单一标准，以多次机会代替单一机会：一方面，择校的标准是多样的，权力、金钱固然是重要因素，但测试分数（中学自己搞的测试）、小学表现（考各种证、评三好之类的荣誉）是更重要的条件；另一方面，不同的学校，择校的标准并不相同，而他们的录取也并不冲突，一个学生可以同时被多所学校录取，然后从中选择――所谓“择校”，名从此出。于是，就有了前面说的“被五所重点中学录取”的情况发生。那个学弟真不错。

      与此同时，小升初的准备工作更加专业化、细致化了。突出的表现是有了专门的机构，比如奥数网，其实是虚拟课堂和实在课堂的结合，就是原来的奥数班。这个网竟然搞起了“目标人大附班”，这是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，但也够坦诚。又如十一学校搞起了培训部――这个部十年前就有，但是那时和本校录取没有关系，现在则有了“推荐生”制度，也就是从培训部的学员中考选出优秀分子，在本校录取时予以优待。再如，由于广泛采用面试形式进行“考察”（教育局那帮笨蛋不许搞“考试”，我们的行政权威就是在这种文字游戏中消耗掉的），小学生也开始学“面经”，而且有的学校还要面试家长――这简直是……

      这样一套制度，如何评价？ 如果借用“比例原则”作为分析框架，首先要考察小升初制度的目标。择校和派位体现了两种目标价值：择校体现的是“各就其位”的分配正义，派位体现的则是“众生平等”的矫正正义。显然，这两种目标价值是有冲突的，至少不能平列，而只能以一者为主、一者为补充。那么，何者为主？这要服从于整个基础教育的目标。在这个层面，人们基本有共识：基础教育因为其基础性，应当属于基本人权，那么其享有也应是无差别的，即以矫正正义为追求；可以允许的例外应当极其有限，例如天生弱智、残障的儿童可以（且在一定程度上应当）享受特殊教育。如此推论下去，似乎小升初也应当追求矫正正义，相应地建设电脑派位，而压缩择校。事实上，教育部门的改革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基础教育制度是一个整体，它至少由小学、小升初制度、初中三个部分组成，这三者之间不仅具有时序上的衔接性，而且必须具有目的上的融贯性，即：必须都以矫正正义为基本价值追求。这一价值体现在小学和初中，就应当是教育资源在各校间配备的大体平均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实验二小和门头沟的某个沟里的小学条件相当，如果十一学校的初中和育红中学相当，那么谁也不会在意去什么学校，除了离家近些为好这个因素以外。可惜，现在的初中，条件差异极大，根本没有达到大致相当的水平。无论是硬件、软件，还是特权（比如北达资源中学、人大附中初中部和相应高中的特殊联系），校际差异都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。所谓不可容忍，是指这种差异已经在形式上抵触了人们的公平清洁，成为了可见的（visible）区别。如果考虑到初中的资源基本都来自行政调拨，那么这种行政性的倾斜涉嫌构成歧视，除非政府可以说明这种倾斜的理由，且这一理由在宪法上是可以接受的。

      话说回来，在基础教育各阶段价值追求存在断裂的情况下，矫正正义的目标恐怕成了镜中花、水中月。事实上，这一问题早有学者提出，也呼吁过多次，但效果都不好，原因何在？大家都想拿初中开刀，比如把人大附中的牛人老师调到卫国中学去，但是行不通。于是大家都骂政府。这里首先要考察，政府有没有义务管这件事？答案是有，因为基础教育的平等性既是公民的宪法权利，也就对应着政府的宪法义务。那么，政府有没有能力管这件事？换言之，政府实现这一义务是否经济？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：一是权力来源，政府调配各初中资源的权力基本源于行政立法（就我所见的人大立法，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或授权），这在本质上是自我授权，并不存在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，因此政府完全可以自我授权一下，放开手来大干；二是权力行使的效率，也就是造成的损失和冲击（比如肯定会有好多老师和家长、学生不乐意，特别是已经通过选拔进入好学校的学生会很不爽――政府出尔反尔，危害了他们的法安定性和合理预期，政府可能面临控告）和收益之比，这是很难衡量的――虽然，本着“长痛不如短痛”、“部分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”这些似是而非的法律价值衡量标准，政府这么做还是合算的。还有两个因素增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：其一，很多学校现在已经改制，比如私立校、民办公助校，它们的资源基本不来自政府，政府对它们的干预权显然不能和普通中学一样大，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；政府还是要以出资人以外的身份，比如市场调控者的身份，采取类似于“反不正当竞争”的调控方式，局部介入到这些改制学校中去。其二，并非所有中学都是平级的，像四中这样的学校，行政级别、隶属关系和其他学校都很容易不一致，这就给改革主体的确定增添了麻烦和变数。这样多的因素叠加起来，就使得政府实现其保障基础教育平等义务的经济性成为问题，这也是政府迟迟无法下改革决心、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  怎么办？我认为，硬干肯定不行，至少，让政府承受这样的压力，在实际上不大可能。那么，在小升初的价值目标设计上，我想引入“最低限度的正义”概念。既然初中的教育资源在短期内不可能拉平，那么政府的义务就是退而求其次，保障各所中学在某个较低标准上的达标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好学校继续好下去，但是政府对它们渐渐少投入、多撒手（比如改制民办），而把主要行政资源投入到基础薄弱校去，让烂学校不要再那么烂了，并且在长远上渐渐逼近好学校的水平。这个标准如何确定？最重要的依据，就是要做到：后进学校的落后，不再是因为行政资源的投入不均而造成的，而只能是因为各校对其资源利用的能力不等造成的。换言之，政府多帮衬着后进学校，如果这些学校自己不争气，政府也就没有责任了。反正，政府不能“帮倒忙”，眼看着后进学校吃力前行，还一个劲儿给先进学校吃补品、喝兴奋剂。

      总之，在小升初的目标价值设定上，我倾向于以最低限度正义为基础、实施分配正义的模式，而不是现在这种以虚幻的矫正正义为基础、实施大规模的分配正义的方式。

      比例原则的另一个要求是：手段要正当，并且是实现目标所消耗最小的方式。这里主要从择校的角度，考虑这个要求的落实。 所谓正当，其实是说手段要受到法律的一些更高层次价值的制约，比如法律正义（参见周旺生：《法理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法律正义是个说不清的概念，但是起码纯粹的权学交易、钱学交易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。试想，如果一个学生高考才得了两百来分，又没有任何特长，却甩给北大一千万人民币，换了张录取通知，老百姓能干吗？一个人还好，如果成了制度，录取通知书明码标价，岂不成了旧社会的卖官鬻爵？这显然是人们不能容忍的，因为他侵犯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观念。现在的测试、考证、给钱、弄权四大择校手段，都有不正当的潜在可能，比如胡乱出题、花钱买证、以钱以权换录取。为了防止这些，我认为应当有两个途径：第一是政府的介入，制定公用的、最起码的标准，比如限制被承认证件的范围，比如监控学校的财务状况。但是，政府干涉学校自治的范围应当是极其有限的，学校的自治关涉宪法自由权，这是和平等并列的宪法价值，不能偏废。所以，主要的途径应当是第二个，即建立学校间的自治团体，推进行业自律。就像美国有American Bar Association，它的公信力来自于成员的自觉遵从。其实，现在各个中学竞争激烈，招录标准差异极大，有的学校简直在乱出题，不仅让学生无所适从，而且造成了小学教学的相当混乱，这就更需要建设一个中学间博弈、对话、协调的平台，逐步生成一套共识和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小升初的“宪法”，由此建立的秩序就是小升初的“宪政”。宪法，其实并不遥远。当然，这个博弈应当有学生及其家长参加，学生家长可以通过网络、媒体等平台与中学对话，而中学必须建立类似于“阳光行政”的反馈―说明制度，对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和意见予以回应，进行说明，并采纳合理的部分。这样，小升初的“宪政”才更完整。

      所谓消耗最小，还是一个经济性的问题。上面已经提到了很多的手段，像政府的资源配置“反向歧视”（reversed discrimination），像建立民间的中学自治共同体，像建立学生、家长与中学的对话机制。这些手段能保证经济吗？我想，这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。改革，需要时间，尽管问题的解决的确十分急迫。上述手段的落实和完善，恐怕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，这肯定让很多学生和家长起急：写了这么半天，却给我们一张吃不到的馅饼。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，牵涉到每年数千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，想要采取短平快的措施，肯定是不行的。看似“长痛不如短痛”，其实短痛可能极度剧烈，不把人疼死，也会引出无穷无尽的后遗症，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保持理性――这里，长痛其实比短痛更经济。至于一般性的讨论，要保障手段的经济性，就需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，需要监督的实体化和制度化，这些都是一般的宪法常识，在此不作赘述。

      行文至此，不禁联想自己的小学。如果时光倒流九年，我面对的却是现在的制度，我一定会无所适从：第一，我的测试成绩很不突出；第二，我没有任何的证儿，包括三好学生证、奥数奖状、公共英语等级证、唱歌跳舞等级证等等等等任何有权机关出具的资质/能力证明；第三，我没钱，当时更没钱，我妈说了，交钱（赞助费）咱就上不起；第四，我没权，家里面全是老百姓。那么我就得派位，可能北京的各大寺庙我都走遍了，这倒正好发挥老爹研究北京史的优势。:)可见保障制度公平的重要！初中是我爬升的起点，小升初制度给我这样完全的普通学生提供了上升的通道，让我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。品味这一“公平”的含义，更多的显然还是分配正义。

      文章到最后，也终于否定了我提倡“还是升学考试吧”的初衷。这是对自己的讽刺，但人的试错、进步和国家何尝不同？面对问题，我习惯性地想要退回去，重新捡起升学考试这个轻车熟路的工具；而我的经历、阅读、所学的知识和思考，却引导我走向了支持进一步改革的立场。谁说宪法最保守？在改革的岁月里，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，我们看到了宪法的如影随形，感受到了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宪法密切相关。我们都应当参与进来――公众参与，从我做起。